書名：創業之國以色列：教育思維X兵役制度X移民政策X創投計畫，打造建國七十年成長50倍的經濟奇蹟（一）(2010)

書名：創業之國以色列：教育思維X兵役制度X移民政策X創投計畫，打造建國七十年成長50倍的經濟奇蹟（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英文直接譯名：《新創之國以色列：以色列經濟奇蹟的故事》
作者：Dan Senor, Saul Singer

譯者： 徐立妍
初版出版日期：2010/05/28，二版初版日期：2017/01/25

出版社：木馬文化

定價：350元

書籍介紹：

Daniel Samuel Senor  is the co-author, with his brother-in-law, Jerusalem Post columnist Saul Singer, of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The book, published in November 2009, examines the entrepreneurial economy of Israel and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that supports this economy. "It's a book about Israel that's not for Jews," Senor has said. "I didn't want it to be in the Judaica section of the bookstore, or the Israel or the Middle East section. Instead, the book is typically found in the Business section of the bookstore. The book has provoked a wide range of responses, from reviews that hail its research and its portrayal of often-neglected facets of Israeli society, to reviews that claim the book implicitly justifies never-ending conflict in the region. Senor and Singer have been praised for the effectiveness with which they have translated Israel's own image of itself for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their book's title has entered the language as shorthand descriptive term for Israel. The book inspired the creation of Start-Up Nation Central,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ased in Tel-Aviv.

塞諾與他的姊夫、《耶路撒冷郵報》專欄作家索爾‧辛格合著了《新創之國：以色列經濟奇蹟的故事》一書。該書於 2009 年 11 月出版，探討了以色列的創業經濟以及支持該經濟的文化和社會環境。「這是一本關於以色列的書，不適合猶太人，」塞諾說。 “我不希望它出現在書店的猶太區、以色列或中東區。相反，這本書通常可以在書店的商業部分找到。這本書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從讚揚其研究及其對以色列社會經常被忽視的方面的描述的評論，到聲稱這本書隱含地為該地區永無止境的衝突辯護的評論。塞諾爾和辛格因「向國際觀眾詮釋了以色列的形象」而受到讚揚。他們的書名已作為以色列的速記描述性術語進入語言。這本書激發了 Start-Up Nation Central 的創建，這是一個位於特拉維夫的非營利組織。

Start-Up Nation Central官方網站：

Start-Up Nation Central | Israeli Innovation for the world (startupnationcentral.org)

作者介紹：

丹尼爾·塞繆爾·塞納

Daniel Samuel Senor (born November 6, 1971) is an American Canadian columnist, writer, and political adviser. He was chief spokesman for the Coalition Provisional Authority in Iraq and senior foreign policy adviser to U.S. presidential candidate Mitt Romney during the 2012 election campaign. A frequent news commentator and contributor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e is co-author of the book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2009)

丹尼爾·塞繆爾·塞納（生於 1971 年 11 月 6 日）是一位美籍加拿大專欄作家、作家和政治顧問。他曾任伊拉克聯軍臨時權力機構的首席發言人，並在 2012 年競選期間擔任美國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的高級外交政策顧問。他經常擔任《華爾街日報》的新聞評論員和撰稿人，也是《新創之國：以色列經濟奇蹟的故事》(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2009) 一書的合著者。他與電視新聞人物坎貝爾布朗結婚。

索爾·辛格

Saul Singer is formerly the editorial page editor at The Jerusalem Post, Singer co-wrote with Dan Senor 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 a best-seller which investigates Israel's innovative prowess.

索爾·辛格（Saul Singer）曾任《耶路撒冷郵報》社論版編輯，丹尼爾·塞繆爾·塞納（Daniel Samuel Senor）共同撰寫了《新創之國：以色列經濟奇蹟的故事》，這是一本調查以色列創新能力的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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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前言

第一部 小國的能耐

第一章 堅持到底

Scott Thompson因標竿(Benchmark)資本的推薦接見了Shvat Shaked，他創立了Fraud Sciences公司，後來Scott Thompson因為Fraud Sciences出色的演算法可以判斷誰是Paypal的優質客戶而買下該公司，BRM資本也是Fraud Sciences的董事會成員之一，Eli Barkat, 曾提到有三世代的電腦安全發展。

第一代：防病毒 - 代表最早期的技術安全措施，主要專注於保護個人電腦不受病毒侵害。

第二代：建立防火牆 - 這代表了技術安全的發展，轉向建立防火牆以抵禦駭客攻擊。Eli Barkat對這兩種威脅都有所了解，並且投資並建立了用於對抗這些威脅的公司。例如，Checkpoint 是一家由以色列 8200 單位的年輕校友創立的公司，目前市值50億美元，已在納斯達克上市，並且服務於大多數財富100強公司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政府。

第三代：保護電子商務活動 - 這代表著技術安全的新階段，著重於保護電子商務活動免受駭客入侵。隨著電子商務的興起，駭客可以通過其活動賺取真正的金錢，而不僅僅是將駭客行為視為一種娛樂或愛好。

Thompson 後來意識到他面對的是一種真正原創的反欺詐工具。Fraud Sciences 在數據更少的情況下，能夠更準確地預測誰會成為一個好客戶。Thompson 認為 Fraud Sciences 的系統比 PayPal 領先五年。

Thompson 告訴 Benchmark Capital ，PayPal 不能冒讓競爭對手掌握 Fraud Sciences 突破性技術的風險。他認為 PayPal 需要收購這家公司。Thompson 將這一情況告知了 eBay 的 CEO Meg Whitman。經過一番談判，雖然 Fraud Sciences 的董事會最初拒絕了 PayPal 的 7900 萬美元收購提議，但最終 PayPal 成功收購了 Fraud Sciences。

Fraud Sciences 這家公司由在以色列精英軍事情報單位 8200 服役的 Shaked 和 Saar Wilf 創辦。他們的技術專注於區分「好人」和「壞人」，以對抗網絡和信用卡詐騙。

在短短幾天的談判後，Thompson 和 Shaked 同意以 1.69 億美元的價格達成交易。Shaked 在談判中堅持更高的估值，並直接陳述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最好的，這讓 Thompson 驚訝於他們的坦率和自信。

Thompson 訪問了他剛剛收購的公司，並在以色列接觸了 Fraud Sciences 的團隊和文化。他對公司員工的驕傲、激情、直接感到驚訝，這與美國公司的文化截然不同。在全體會議上，員工對 Thompson 的演講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和積極參與，並毫無顧忌地提出了尖銳的問題，挑戰 PayPal 長期以來的做法。

Thompson 體驗到了以色列文化中的 "chutzpah"（厚顏無恥），這是一種大膽自信和不畏權威的態度。在以色列，這種直接和挑戰性的溝通方式被視為正常，而在其他文化中可能被認為是過於大膽與不恰當。以色列創業精神的獨特性在全球科技和創新領域中發揮作用。Thompson 通過收購 Fraud Sciences，不僅獲得了先進的反詐騙技術，還深入了解了以色列的創業文化和工作方式。

以色列文化中的非正式性和對失敗的寬容態度，特別是在商業和技術創新領域。以色列被是一個能容忍“建設性失敗”或“智能失敗”(constructive failures” or “intelligent failures)的社會，這被認為是實現真正創新的必要條件。在以色列軍隊中，無論是訓練、模擬還是實戰中的表現，只要風險是智慧地承擔的，而不是魯莽的，都被視為有價值的學習機會。

備註：

"Intelligent failures"（智能失敗）是指那些能夠帶來有用學習並使我們更智慧地前進的失敗。這概念強調失敗是一種可以學習和創新的機會，而非僅僅是一個負面事件。智能失敗需要採取明智的風險並從中學習最大限度的知識。要實現智能失敗，需要做到以下幾點：及早發現失敗並提出來，對失敗結果保持積極態度並從中學習，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行為和工作方式以提升表現，以及勇於嘗試新想法並冒隨之而來的風險​​。

哈佛商學院教授 Amy Edmondson 在其研究中指出，智能失敗與其他兩種類型的失敗不同：基本失敗（由於疏忽或無知造成的）和複雜失敗（由多個因素造成的，這些因素單獨來看都不會導致失敗）。智能失敗的特點包括在新領域進行實驗、實驗有助於實現目標、基於現有知識的假設驅動、並且失敗的規模盡可能小以產生所需的見解。智能失敗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風險，如果一個人或企業在尋求可能帶來巨大回報的計算風險時，那麼他們可能並未發揮出全部潛力

這種對失敗的態度也反映在以色列的創業文化中。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先前失敗的創業者在他們下一個創業中成功的機會幾乎是五分之一，這一成功率高於首次創業者，並且接近於先前有成功經驗的創業者。

以色列對於破產和新公司成立的法律也支持這種對失敗的寬容態度，使得即使你的上一家公司破產了，也能在中東地區乃至世界上最容易的地方之一創建新公司。這種文化也促進了以色列人總是在尋找下一個機會的精神。

此外，以色列人的直率和坦誠經常給初到訪者留下粗魯的印象。在以色列，人們可能會直接詢問他們幾乎不認識的人的年齡或他們的公寓或汽車成本，甚至會告訴陌生父母他們的孩子穿著不適合天氣。這種直率有時會讓人感到不適，但其他人可能會覺得這種坦率和誠實很新鮮。

英特爾以色列團隊是公司內首個察覺到功率牆”問題的團隊。隨著芯片變得越來越小和更快，它們也消耗更多的能量並產生更多的熱量。在筆記本電腦中，為了冷卻芯片而必需的風扇會太大而無法適配。他們專注於“移動性”設計——為筆記本電腦和其他移動設備設計芯片。他們的一個非傳統想法是找到一種繞過功率牆的方法。工程師 Rony Friedman 玩味地嘗試開發低功率芯片，這與當時普遍認為只有通過給芯片晶體管提供更多功率才能使芯片變快的觀念完全相反。他們意識到解決方案類似於汽車中的變速系統：通過改變擋位，可以在引擎運轉速度較慢的同時使汽車行駛得更快。在芯片中，這是通過分割輸入到芯片的指令來實現的，但效果類似：英特爾以色列團隊的低功率芯片中的晶體管不需要開關得那麼快，但它們能夠更快地運行軟件。

當以色列團隊將這一創新介紹給位於聖克拉拉的總部時，他們以為領導會感到興奮。然而，總部認為芯片晶體管的轉換速度較慢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整個行業都是根據晶體管轉換速度（時脈速度）來衡量芯片的功率。

儘管以色列團隊的芯片能夠更快地運行軟件，但它們的晶體管轉換速度不夠快，這與華爾街分析師和媒體的評價標準不符。試圖說服行業和媒體這一衡量標準已經過時是很困難的。這尤其是因為英特爾本身通過摩爾定律創造了行業對時脈速度的執著。

最終，英特爾芯片部門的負責人 Paul Otellini 嘗試淘汰整個項目。以色列團隊堅持他們的觀點，認為英特爾正朝著功率牆方向前進，並希望 Otellini 通過放棄傳統思維並考慮對公司技術方法進行根本性改變來避免這一問題。

英特爾以色列團隊首先察覺到這個問題，並且在他們的哈伊法設施進行了深夜的熱烈討論和腦力激蕩，專注於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提出了一種創新的解決方案，即通過改變芯片設計的方式，使得芯片在運行速度更慢的同時依然能夠快速運行軟件。

儘管這個解決方案最初在英特爾總部遭到質疑，因為它背離了以時脈速度作為衡量芯片性能的傳統做法，但以色列團隊通過他們不懈的研究和堅持，最終說服了公司領導層。2003年3月，這種新芯片以 Centrino 芯片的名稱發布，用於筆記本電腦。這種芯片的時鐘速度只有當時主流 2.8 吉赫的 Pentium 芯片的一半多一點，但它提供了筆記本用戶所需的可攜性和速度。

這種轉變被稱為英特爾和整個行業的“正確轉向”，因為它是對僅追求更高時鐘速度而不考慮熱量輸出或功率需求的方法的根本改變。最終，這種由以色列團隊設計的架構不僅為英特爾帶來了極大的成功，還顯著降低了公司的碳足跡，節省了大量的電力消耗。

這個故事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哈伊法團隊提出了一個能夠使公司逆轉局勢的革命性解決方案，而且在於他們的好點子能夠克服公司內部看似難以動搖的固執觀念。如果不是哈伊法工廠的中層開發人員挑戰他們的公司上級，英特爾今天的全球地位可能會大不相同。

以色列公司文化鼓勵激烈的辯論和對權威的挑戰，這在其他商業文化中可能被視為不適當。Dadi Perlmutter 回憶起一位美國同事第一次見證以色列公司文化時的驚訝。在以色列公司中，公開直接的討論被視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這種文化背景有助於減少在背後談論他人和時間浪費。

Perlmutter 後來移居到聖克拉拉，成為英特爾負責移動計算的執行副總裁，他的部門創造公司近一半的收入。他提到，在以色列，較少強調禮貌性，在那裡更容易回歸到英特爾的舊文化。

由於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如此之大，英特爾開始舉辦“跨文化研討會”來彌合這些差異。Mooly Eden 說，以色列人從小就被教育去挑戰現狀、提問、辯論一切、創新。因此，他補充說，管理五個以色列人比管理五十個美國人更複雜，因為以色列人會不斷地向你提出挑戰。

第二章 戰場上的企業家

1973 年發生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這是一場以色列與埃及、敘利亞之間的重大衝突。戰爭於 10 月 6 日爆發，恰逢猶太教最神聖的日子贖罪日，當時以色列處於全國封閉狀態。埃及和敘利亞聯軍對以色列發動了突然襲擊，埃及部隊在幾小時內突破了以色列在蘇伊士運河沿線的防禦。

這場戰爭發生在以色列在 1967 年六日戰爭中取得偉大軍事勝利僅僅六年之後。在 1967 年的戰爭中，以色列在面臨即將被阿拉伯軍隊入侵的情況下，令全世界矚目地在六天內同時擊敗了埃及、約旦和敘利亞的軍隊，並擴展了其邊界，佔領了來自敘利亞的戈蘭高地、來自約旦的西岸和東耶路撒冷以及來自埃及的加沙地帶和西奈半島。

六日戰爭給以色列人帶來了不可戰勝的感覺，之後幾乎沒有人能想像阿拉伯國家會冒險再次發動全面攻擊。即使在軍隊中，也普遍認為如果阿拉伯國家敢於發動攻擊，以色列將會像 1967 年那樣迅速地擊敗他們的軍隊。

因此，在 1973 年 10 月的那一天，以色列對戰爭完全沒有準備。面對蘇伊士運河對岸的埃及，以色列的薄弱前線防禦工事無法抵擋埃及的大舉入侵。在被摧毀的前線後面，只有三個以色列坦克旅在埃及軍隊的推進與以色列心臟地帶之間提供防禦，其中只有一個部署在前線附近。

 1973 年贖罪日戰爭中以色列軍隊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在對抗埃及軍隊時的情況。當以色列坦克部隊試圖應對入侵的埃及軍隊時，他們發現自己的坦克接連被摧毀，卻看不到任何敵方坦克或反坦克炮。最初，他們認為是被火箭推進榴彈（RPGs）擊中，但後來意識到實際上是遭到了埃及軍隊使用的 Sagger 導彈的攻擊。

Sagger 是一種由俄羅斯設計師 Sergei Pavlovich Nepobedimyi 於 1960 年創造的導彈，它是一種由單兵操作的線控導彈，射程達到 3,000 米，遠超 RPG。Sagger 非常強大，射手只需躺在地上，使用操縱杆引導導彈上的紅光，只要射手能看到紅光，就能精準引導導彈擊中目標。

以色列情報部門在戰前已經知道 Sagger 的存在，但並未充分認識到其威脅，認為它只是另一種反坦克武器。因此，在贖罪日戰爭初期，以色列軍隊不得不在戰鬥中學習如何應對這種新武器。他們發現 Sagger 的弱點是飛行速度相對較慢，且依賴射手與目標坦克保持視線聯繫。以色列軍隊因此制定了一種新戰術：當任何坦克看到紅光時，所有坦克都會開始隨機移動並朝不可見的射手開火。

這種新戰術最終證明是成功的，戰後被北約部隊採用。它不是經過多年的戰爭學院演習或根據作戰手冊制定的，而是由前線的士兵即興創造的。在以色列軍隊中，這種戰術創新往往來自於基層指揮官和他們的官兵，這些士兵可能從未想過他們應該要求上級解決問題，也不認為他們沒有權力自行採取行動。

這種在以色列軍隊中普遍存在的自主性，是以色列文化的一部分，這種文化在其國民的強制性軍役服務中得到強化。以色列國防軍（IDF）下放的責任既是出於必要，也是經過設計的。正如軍事歷史學家和戰略家 Edward Luttwak 所言，以色列的中尉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軍隊的同等級官兵擁有更大的指揮決策自由度。

以色列國防軍（IDF）的獨特軍事結構和文化，強調了在軍隊中對個人主動性和創新的重視。軍事歷史學家和戰略家 Edward Luttwak 指出，IDF 在高級軍官人數上刻意保持精簡，這意味著高級官員更少，從而使得低級別的軍官和士兵擁有更多的個人主動性。以色列軍隊有很少的上校和大量的中尉，與美國軍隊相比，高級官員與作戰部隊的比例在美國是 1 比 5，而在 IDF 是 1 比 9。

文中提到的一位年輕的 IDF 主官 Gilad Farhi 說明了這種結構帶來的影響。他的職業生涯從 18 歲時作為突擊隊士兵開始，逐步晉升為排長、連長，最終成為步兵營的副指揮官。在 IDF，即使是年輕的指揮官也要承擔巨大的責任和壓力。例如，Farhi 描述了一次在納布盧斯的行動中，一名年輕的連隊指揮官必須在多重困難的情況下做出決策。該指揮官使用了創造性的解決方案，成功解決了危機。

IDF 的這種向下授權責任的做法既是必要的，也是有意設計的。在許多軍隊中，嚴格的等級制度和對上級絕對服從是常態，但 IDF 不符合這種描述。在 IDF 中，士兵和低級官員被賦予了極大的自主權，鼓勵他們在沒有高層指示的情況下進行創新和自主決策。這種文化反映了 IDF 對個人主動性和解決問題能力的重視。

以色列國防軍（IDF）的獨特結構和文化，尤其是其對低階軍官和士兵的權力下放。軍事歷史學家 Edward Luttwak 指出，IDF 高級官員相對較少，這導致更多的個人主動性賦予給低階官員。這在 IDF 的空軍中也同樣適用，儘管規模大於法國和英國空軍，但高級官員卻更少。IDF 的結構促使低階指揮官和士兵需要獨立思考和創新。

例如一位年輕的 IDF 主官 Gilad Farhi 和 2006 年黎巴嫩戰爭中的一位年僅 20 歲的直升機飛行員 Yossi Klein 的故事。這些例子突顯了 IDF 個人責任和創新解決問題的能力。

IDF 這種下放權力的做法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有意為之。它讓即使是軍隊中最年輕的成員也能擁有決策權。這種文化在以色列社會的每個方面都有體現，從戰場到教室再到會議室。在 IDF 中，階級的重要性相對較低，這體現在 IDF 的預備役系統中，預備役部隊是以色列軍隊的骨幹。

以色列的預備役系統不僅是該國創新的一個例子，也是創新的催化劑。在這種系統中，階級結構自然地減弱，普通士兵甚至可以對高級官員提出建議或批評。這種文化促進了以色列社會的混沌和反階級體系的風氣。IDF 的組織結構和文化強調個人主動性和創新，這在全球其他軍隊中是相對罕見的。這種文化不僅使 IDF 能夠靈活應對各種挑戰，也影響了整個以色列社會的運作方式。

以色列國防軍（IDF）有特殊文化和結構，尤其是在預備役部隊中非常平民化的氛圍，即使在軍事生活的所有外表中。在 IDF 中，雖然士兵們預期服從命令，但他們的身份和作用不僅僅由軍銜定義，而是由他們的專長和能力定義。這意味著，雖然命令被下達和服從，但軍階的重要性相對較小，因為它經常與年齡和社會地位的顯著差異相抵觸。

IDF 的預備役部隊與其他國家的軍隊不同，它們是以色列軍力的骨幹。以色列的預備役部隊不僅由官員指揮，而且還進行戰鬥。由於以色列國土面積小，人口稀少，預備役部隊在全面戰爭中的作用至關重要。這種獨特的軍事結構意味著，即使是低階軍官和士兵也被賦予了巨大的權力和責任。

此外，由於階級和權力的稀釋，以色列軍隊的階級制度與其他軍隊截然不同。例如，普通士兵甚至可以向高級官員提出建議或挑戰。這種文化不僅鼓勵創新，而且有助於維持以色列社會的少數階級差異。

最終，這種軍事文化使 IDF 成為一支更具協商性的軍隊。雖然美國軍隊被稱為“志願軍”，而 IDF 建立在徵兵制的基礎上，但 IDF 實際上更注重共識和個人參與。這種文化促進了以色列軍隊的有效性和適應性，使其成為一支獨特且高效的軍事力量。

以色列國防軍（IDF）與美國軍隊的文化和結構差異，特別是在階級制度和權力分配方面。IDF 被描繪為一支更民主、更依賴共識的軍隊，這與美國軍隊的嚴格階級制度形成鮮明對比。在 IDF 中，階級並不是定義士兵身份和作用的主要因素，相反，個人的能力和貢獻更受重視。

IDF 的這種文化背景源於以色列社會和歷史的特點。以色列的宗教和國家精神傳統上鼓勵質疑和辯論，這種傾向在軍隊中也得到了體現。以色列的士兵更加獨立思考，不畏懼挑戰權威。這種文化使 IDF 成為一支具有創造性和靈活性的軍隊，能夠迅速適應變化並應對挑戰。

IDF 與美國大陸軍（1776年）的比較也被提出，以強調 IDF 的民主和共識驅動特性。這種文化導致 IDF 士兵在面對上級時表現出更大的直率和自主性。例如，他們可能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上司他們的意見或反對，這種行為在其他軍隊可能被視為不敬。

最終，這種軍事文化不僅影響著以色列的軍事策略，也對以色列社會和商業環境產生了深遠影響。它促進了創業精神的發展，使得以色列成為了一個充滿創新和冒險精神的國家。以色列企業家通常以直率、獨立思考和野心著稱，這些特質在很大程度上源於他們的軍事背景和經歷。

第二部 創新文化的種子

第三章 指南書的子民（旅行的慾望）

位於玻利維亞拉巴斯的 El Lobo，這是一家由以色列夫妻 Dorit Moralli 和她的丈夫 Eli 經營的餐廳、旅館和社交俱樂部，也是當地唯一提供以色列食物的地方。El Lobo 成為了許多以色列背包客的聚集地，不僅因為他們可以在那裡品嘗到像家鄉味道的食物，交談希伯來語，並遇到其他以色列人，還因為他們知道在那裡可以找到“Book”。雖然以單數形式提及，但“Book”並不是一本書，而是一系列分布在世界各個偏遠地點的手寫日記，這些日記由一位旅行者給另一位旅行者的建議和警告組成。

El Lobo 的 "Book" 於 1986 年創建，當時有四位以色列背包客進入餐廳並詢問 "Book" 在哪裡。這本書起源於 1970 年代的以色列，即使在今天的網絡、聊天室和即時通訊盛行的世界中，這種原始的紙筆媒介機構依然非常強大。El Lobo 成為一個區域性的 "Book" 中心，擁有六卷日記，分別關於巴西、智利、阿根廷、秘魯和南美洲北部的旅行。

雖然 "Book" 現在已經國際化，但它仍然主要是以色列人的現象。這些本地版本的 "Book" 在以色列旅行者的流行目的地不斷出現。許多年輕的以色列遊客簡單地從一本 "Book" 跟隨到另一本，沿著來自國際冒險旅行者群體的建議流動，在這個群體中，希伯來語似乎是最常見的語言之一。

以色列人的旅行欲望不僅僅是為了看世界；它的根源更深。一個原因是在經歷了多年的限制性軍役服務後，年輕人對解脫的需求。但這不僅僅是軍役的影響，還有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比如對物理和外交孤立的反應。以色列年輕人的旅行是對其國家和文化背景的一種反映，展現了他們對自由、探索和創新的渴望。

以色列人的旅行熱情不僅僅是為了逃避四面楚歌的阿拉伯世界，也是為了挑戰這種排斥。 以色列人對互聯網、軟體、計算機和電信領域的擁抱，部分是因為在這些行業中，邊界、距離和運輸成本幾乎無關緊要。 以色列被迫向遠方市場出口，促使以色列企業家對大型、易於識別的製成品和高運輸成本的產品產生厭惡，轉而對小型、匿名的元件和軟體產生興趣。 這使得以色列完美地適應了全球向知識和創新驅動經濟的轉變。

儘管長期以來面臨阿拉伯聯盟的抵制和其他國際禁運，以色列公司現在已經牢固地融入了中國、印度和拉丁美洲的經濟體系中。 每個主要的中國電話公司都依賴以色列的電信設備和軟體。 以色列的創新和適應能力使得它在全球市場上取得了成功。

以色列企業如何在全球市場上取得成功，特別是在遠離中東地區的市場。 這種成功部分是由於以色列企業家不得不跨越中東地區，尋找新的機遇。 以色列年輕背包客遍佈全球與以色列技術企業家進入外國市場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 到了二十多歲時，大多數以色列人不僅在探索海外異國機會方面經受了考驗，而且他們不怕進入陌生環境，與與自己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接觸。

例如，Netafim 是一家以色列公司，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滴灌系統供應商。 Netafim 的成功部分歸功於它在追尋市場方面沒有任何顧慮，甚至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西方企業家通常不會造訪的遙遠地方。 Netafim 現在在五大洲的110個國家開展業務，在亞洲、南美洲、歐洲、前蘇聯和北美都有辦事處。

此外，Netafim 的技術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使得一些歷史上對以色列持敵對態度的外國政府開始開放外交管道。 例如，Netafim 在亞塞拜然、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等前蘇聯穆斯林國家活躍，這促進了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後與以色列政府的關係升溫。

以色列企業家和高管們不僅在技術上進行創新，也在自發地進行代表國家的外交任務。 他們不僅是技術傳教士，也努力推廣整個以色列經濟。 Jon Medved 是這樣一個例子，他不僅推廣自己的公司，還積極宣傳以色列經濟。

總之，以色列企業家的全球視野和適應力，加上對創新的渴望和勇於進入新市場的精神，使得以色列在全球市場上取得了顯著的成功。

 Jon Medved是一位以色列企業家和風險資本家，他不僅推廣自己的公司，還積極宣傳以色列的經濟和技術創新。 Medved 是以色列 Seed Partners 創始人，這是一家風險資本公司，他在耶路撒冷的車庫中創立了這家公司，後來其基金增長到超過2.6億美元，並投資了60家以色列公司，包括被 eBay 收購的 Shopping.com，以及在納斯達克上市的 Compugen 和 Answers.com。 2006年，Medved 離開了Israel Seed，開始自己經營一家名為Vringo的創業公司，該公司專注於為手機提供視頻鈴聲，很快就打入了歐洲和土耳其市場。

Medved 不僅關注自己的企業，而是把大量時間用於宣傳以色列經濟。 他經常在出國講演時帶上便攜式投影儀和裝有以色列科技成就演示文稿的筆記型電腦。 在他的演講中，Medved 經常提及以色列公司的重要“退出”案例，其中公司被收購或上市，並列舉了眾多“以色列製造”的技術。 他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以色列效仿英特爾的“Intel Inside”行銷活動，在世界各地人們接觸的幾乎所有東西上都貼上“Israel Inside”的標籤，那麼這些標籤將出現在從計算機、手機、醫療設備、奇跡藥物、基於互聯網的社交網路、尖端清潔能源、我們吃的食物，到我們購物的超市收銀機上。

此外，Medved 還在演講中向在場的跨國公司暗示，如果他們還沒有在以色列設立分支機構，那麼他們可能會錯過一些機會。 他事先瞭解每次演講的聽眾中有哪些公司的高管，並確保提到他們的競爭對手已經在以色列有所佈局。 Medved 的演講不僅是為了推廣自己的企業，而是致力於宣傳整個以色列經濟。 他的活躍和熱情展示了以色列企業家在全球舞臺上的積极參與和推動力。

第四章 哈佛、普林斯頓、耶魯

David Amir是一位以色列空軍飛行員，他以其低調、深思熟慮和自謙的態度與典型的軍事飛行員形象有所不同。 然而，他對以色列空軍訓練世界上一些最優秀飛行員的自豪感顯示出他與以色列空軍的契合。

在以色列，年輕人在高中時期不僅要考慮上哪所大學，還要考慮加入哪個軍事單位。 像Amir這樣的年輕人從小就開始為加入精英情報單位做準備。 十七歲的以色列青少年面臨著加入諸如飛行員課程、特種部隊、情報單位8200（Shvat Shaked 和他的 Fraud Sciences 公司聯合創始人所服役的單位）等精英單位的壓力。

以色列青少年在十七歲時接受初步的一天篩選，包括能力和心理測試、面試和醫療評估。 根據這些測試結果，他們可能會被邀請參加進一步的資格測試，以加入IDF的精英單位或部門。

例如，對於傘兵旅的測試，青少年需經歷兩天的嚴格身心測試。 在一個為期五天的篩選過程中，參與者經歷連續、重複的訓練，期間幾乎沒有休息和睡眠，以及極少的食物和進食時間。 五天結束時，每位士兵都會被排名。 表現最好的士兵會立即開始為期二十個月的訓練，並在常規和預備役服役期間作為一個團隊留在一起。

在以色列，一個人在IDF中服務的單位對其職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就業市場上，以色列的頂尖大學相當於IDF的精英單位。 比如，有些網路招聘廣告專門針對8200單位的退役軍人。 8200單位的校友會不僅是回顧過去的戰鬥和軍事懷舊，更多是面向未來的商業網路活動。 成功的8200創業者會在聚會上介紹他們的公司和行業。這段文字揭示了以色列的軍事文化如何影響其社會和經濟，尤其是在技術和創新領域的成功。 以色列退役軍人的軍事背景為他們提供了獨特的技能和經驗，使他們在商業和技術領域中脫穎而出。

Talpiot 是以色列國防軍（IDF）的一個高度精英單元，專注於技術創新的極端選拔和廣泛訓練。 該計劃由希伯來大學的科學家 Felix Dothan 和 Shaul Yatziv 提出，旨在提高以色列在技術和戰略上的優勢。

Talpiot 計劃以其極端的選拔標準和長達41個月的訓練課程而聞名，這比大多數以色列士兵的整個服役期還要長。 參加該計劃的學員需要額外在軍隊服役六年，因此他們的最低服役期為九年。

入選Talpiot計劃的候選人首先要完成數學或物理學的加速大學學位，同時瞭解所有IDF分支的技術需求。 他們接受的學術訓練超出了典型大學生的範疇，他們還要接受傘兵的基礎訓練。 Talpiot的目標是培養以任務為導向的領導者和問題解決者。

Talpiot的學員需要完成一系列任務，其中包括解決特定軍事問題的跨學科解決方案。 例如，一組學員需要解決IDF直升機飛行員由於直升機振動造成的嚴重背痛問題。 他們設計了一個定製座椅，並進行了改進。

儘管Talpiot計劃因其超精英主義而受到批評，但它培養出的畢業生在以色列的學術界和商業界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例如，全球通話監控系統供應商 NICE Systems 和人類基因組解碼與藥物開發領導者 Compugen 都是由Talpiot畢業生創立的。 許多在納斯達克交易的以色列科技公司要麼是由Talpiot畢業生創立的，要麼在關鍵崗位上有校友。

Talpiot計劃不僅僅是為了維持IDF的技術優勢，它培養出的領導經驗和技術知識對於創建新公司也是理想的組合。 儘管該計劃在三十年內只培養了大約650名畢業生，但他們已成為以色列一些最成功公司的頂尖學者和創始人。

Talpiot的創始人 Felix Dothan 和 Shaul Yatziv 強烈反駁了對該專案的批評。 他們認為，以色列國防軍內部為爭奪 Talpiot 學員而產生的競爭（有時甚至需要由總理解決）本身就證明價值。 其次，他們聲稱，Talpiot 學員在他們必需的六年服役期間就已經回報了對他們的投資。 最重要的是，大約三分之二的 Talpiot 畢業生最終進入學術界或技術公司，繼續為經濟和社會作出巨大貢獻，從而以不同的方式加強了國家。

Talpiot 專案下的學員不僅在以色列軍隊中代表著精英中的精英，而且該項目背後的基本策略——提供廣泛而深入的培訓，以產生創新性和適應性的問題解決能力——在軍隊的許多其他方面都很明顯，似乎已成為以色列精神的一部分：教育人們在許多方面都非常優秀，而不是只在一件事上卓越。

這種全面而分散的國民服役經驗為以色列的經濟和社會帶來的優勢不僅僅由以色列人或美國人提出，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人士的見解。 例如，英國電信的技術與創新副總裁 Gary Shainberg 認為以色列創新的秘密在於成熟度。 他指出，在其他技術創新中心工作的人們通常不需要進行國民服役，而以色列人則不同。 以色列人在18歲時就進入軍隊服役兩到三年。 根據經合組織 （OECD） 的數據，以色列有45%的人口受過大學教育，這是世界上最高的比例之一。 IMD 世界競爭力年鑒也將以色列在「大學教育滿足競爭經濟需求」這一標準上排名第二。

以色列人的軍事經歷不僅使他們在商業世界中具有成熟度，而且還促進了他們對生活的不同看法。 Shainberg 指出，在軍隊中，人們必須學會臨機應變，做出生死決定，並訓練自己的思維方式，這對商業世界非常有益。

以色列國防軍不僅與世界其他軍隊有許多共同點，包括對精英部隊的艱苦選拔過程，而且由於其選拔過程可以從每一位高中生中挑選最優秀的學生，這使得以色列軍隊在選拔過程中具有獨特性。 例如，在美國，軍隊只能從表達興趣的潛在新兵中選擇。

整體而言，Talpiot 專案的成功在於它為以色列創造了一批具有領導能力和技術知識的人才，這些人才不僅在軍事領域發揮作用，而且在商業和科技創新領域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美國軍官在申請商學院（MBA）課程時面臨的獨特挑戰和機遇。舉例來說，一名軍官在進行狙擊行動和突襲期間，站在廣闊的沙漠中進行了一次電話面試，因為他無法滿足史丹佛大學要求的親自面試。在面試過程中，他不得不因附近落下的迫擊炮而提前結束通話。

越來越多美國軍官申請MBA課程。2008年參加管理研究生入學考試（GMAT）的MBA申請者中，有6%（15,259人）擁有軍事經驗。維吉尼亞大學達登商學院的軍事申請者在2007年至2008年間增長了62%。在2008年的新生班中，有40名學生來自軍事背景，其中38人曾在阿富汗或伊拉克服役。

管理研究生入學委員會（GMAC），即GMAT的管理機構，已將從戰場到商學院的轉型作為重點。他們推出了 Operation MBA 計劃，幫助軍人找到免除申請費、提供豐厚經濟援助套餐甚至學費延期的商學院。委員會還在軍事基地設立了GMAT考試中心，2008年在德克薩斯州胡德堡開設了一個，計劃在日本橫田空軍基地開設另一個。

然而，美國公司招聘人員和高管理解和評估軍事經驗在商業世界中的價值的能力有限。如 Jon Medved 所說，大多數美國商業人士不知道如何解讀軍事簡歷。Al Chase 表示，他曾協助的許多退役軍人向商業面試官介紹了他們在戰場上的領導經歷，包括高風險決策制定和在戰區管理大量人員和設備的案例研究，但面試最後往往收到“這很有趣，但你有過真正的工作嗎？”之類的評語。

在以色列，情況恰恰相反。儘管以色列企業也在尋找私營部門的經驗，但軍事服役經歷為雇主提供了重要的標準化評估指標，所有雇主都明白在精英部隊服役或成為軍官意味著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以色列的企業家或者企業面試官都有軍事經驗，很清楚這種經驗對從商帶來的價值，包括臨機應變，快速決策，而美國企業尚未瞭解這種軍事經驗的重要性。

第五章 當秩序遇上混沌

大約有三十個國家實行超過十八個月的強制兵役制度。這些國家多數是發展中國家或非民主國家，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但在第一世界國家中，只有三個國家要求如此長時間的軍事服役：以色列、南韓和新加坡。這三個國家都面臨著長期的存亡威脅，或者在近期記憶中經歷了生存戰爭。

對於以色列而言，其存亡威脅始於它成為主權國家之前。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阿拉伯世界就反對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國家猶太國，並試圖在多次戰爭中打敗或削弱以色列。南韓則一直面臨來自北韓的威脅，北韓擁有大量軍隊，部署在距離首爾僅幾英里的地方。新加坡則擁有二戰期間被日本佔領的記憶、1965年達成的獨立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動蕩時期。

新加坡於1967年引入國民服役制度。新加坡國防部長 Teo Chee Hean 解釋說：“我們必須自衛。這是生存的問題。作為一個人口少、國土小的國家，唯一能建立足夠大軍隊的方式就是通過徵兵制。”在獨立時，新加坡只有兩個步兵團，這些部隊是由英國創建和指揮的，其中三分之二的士兵甚至不是新加坡居民。尋找建立軍隊的靈感時，新加坡的首任國防部長吳慶瑞聯繫了以色列前駐泰國大使 Mordechai Kidron，兩人在亞洲工作時相識。Kidron 說：“吳告訴我們，他們認為只有以色列，這個被穆斯林國家包圍的小國，能幫助他們建立一支小而有活力的軍隊。”

新加坡、南韓和以色列這三個國家實行長期強制兵役制度的原因和影響，並探討了這種軍事經驗對於創業文化的影響。

新加坡在短短兩年內兩次獲得獨立：1963年脫離英國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1965年從馬來西亞獨立出來，以避免內戰。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描述了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緊張的關係，並提到了新加坡人對印尼的威脅和共產主義叛亂的擔憂。為了自衛，1967年引入了國民服役制度。新加坡模仿以色列國防軍（IDF）的模式，建立了基於徵兵制的軍隊和後備役制度。

然而，儘管新加坡和南韓都有強制兵役制度，並且面臨外部威脅，但這兩個國家並沒有像以色列那樣發展出強大的創業文化。新加坡的經濟增長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其文化中缺乏創業所需的主動性、冒險精神和靈活性。新加坡財政部長尚穆加拉特南（Tharman Shanmugaratnam）尋求以色列創業專家的建議，以瞭解以色列如何成功促進創業精神。

南韓的情況也類似。雖然南韓是技術創新的領先國家，但其創業率並不如以色列那般高。這部分原因在於南韓社會中對失敗的恐懼以及對面子的重視，這與以色列社會對失敗的寬容態度形成鮮明對比。Lift大會創辦人羅倫特·豪格（Laurent Haug）指出，南韓企業家在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時的公開失敗，給該國的創業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創傷。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對社會失敗的代價不太在意，無論經濟或政治形勢如何，都會發展他們的項目。

新加坡、南韓和其他國家代表訪問以色列時，他們的挑戰在於理解促成以色列創業文化的文化要素。儘管強制兵役、儲備服務、生活在威脅中，以及技術嫻熟都是重要因素，但這些並不足夠。創新所需的其他要素包括 improvisation（即興創造）等。

Tal Riesenfeld 以美國太空計劃中的 Apollo 13 危機管理為例，來說明以色列指揮官在戰場上預期的行為。他在哈佛商學院學習期間研究了 Apollo 13 和哥倫比亞太空梭危機的案例，這些案例分析了從商業管理角度學到的教訓。

Apollo 13 任務中，面對致命危機，NASA 團隊展現出了卓越的應變能力和創新思維，成功引導太空船安全返回地球。而在 2003 年的哥倫比亞太空梭任務中，由於缺乏這種靈活應對和創新思維，NASA 沒能在關鍵時刻有效地應對和解決問題，導致太空梭在重返大氣層時解體，造成慘重的人員損失。

Riesenfeld 提到這些案例是為了突顯以色列文化中對於 improvisation 和危機管理的重視，這些是以色列創新和創業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色列人不懼怕失敗，願意冒險嘗試新事物，這與許多其他國家的文化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文化背景促使以色列在創新和創業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NASA 在 Apollo 和哥倫比亞太空梭任務中的文化差異，並將這些差異與以色列創新文化相比較。

哥倫比亞太空梭任務中，當工程師發現泡沫從外部燃料罐脫落時，他們試圖提出警告並建議進一步檢查，但被管理層駁回。這導致了太空梭在重返地球大氣層時的災難性失敗。哈佛商學院的研究指出，組織可以採用兩種模式：一種是標準化模型，以常規和系統管理一切；另一種是實驗模型，每天、每次練習和每條新信息都被評估和討論，類似於研發實驗室的文化。

在哥倫比亞時期，NASA 的文化是遵循常規和標準。這與 Apollo 任務時期的探索文化形成對比。在以色列，無論是軍事作戰還是創業，都更接近於 Apollo 文化，即重視 improvisation（即興創造）和靈活應對。

以色列創新文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 "rosh gadol" 思維方式，意即 "大腦" 思維。這種思維方式強調遵循命令的同時，使用判斷力和投入必要的努力，強調即興創造而非單純遵循紀律，並鼓勵質疑權威而非尊重等級制度。

這種文化與新加坡的秩序和效率導向文化形成鮮明對比。新加坡的環境整潔、政府有序，但不鼓勵公開異議和辯論，與以色列鼓勵開放討論和自我批評的文化不同。

以色列的 "debrief"（總結會議）文化也是重要的一環，強調坦率和自我批評，使每個人都能從錯誤中學習。這種每日的總結會議對於提高表現和學習是至關重要的。這與 NASA 在哥倫比亞時期的文化形成對比，當時的文化較為僵化，不利於靈活應對和學習。

IDF 的特點之一是其對於 "debriefing"（事後總結）的重視。在 IDF 中，事後總結被視為一種藝術，並且重視自我批評和從錯誤中學習。這種文化鼓勵即興創造和質疑權威，反對僵化的思維和方法。與此相對，NASA 在哥倫比亞太空梭任務期間展現出的是一種遵循常規和標準的文化。

IDF 的這種創新和討論文化源於以色列的創國世代。1948 年，剛剛成立的以色列軍隊沒有任何傳統、協議或學說，並且在戰爭中迅速進化。無論勝利還是失敗，以色列總是進行深入的結構改革和自我檢討。這種持續的自我檢討和改進文化防止了軍事思維的僵化，這通常是勝利的代價和未來失敗的原因。

例如，1967 年六日戰爭後，雖然以色列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但依然進行了自我檢討和軍隊改革。在美國，雖然也進行戰後報告，但這些報告通常是保密的，並僅限於軍內部討論。與此相反，以色列進行了公開的調查委員會，對軍事和民間領袖進行評估，使整個國家能夠參與討論。

舉例來說，1948 年以色列獨立戰爭期間，政府甚至在戰爭進行中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讓軍官對政府和軍隊的行為以及本-古里安的微觀管理進行了三天的證詞。這種在戰爭中進行自我檢討的做法可能會對領導層造成干擾，但在以色列，事後總結被認為和戰鬥本身一樣重要。

以色列的這種持續的創新、討論和自我改進文化是其軍事力量和創業精神的關鍵因素之一。

2006年黎巴嫩戰爭期間以色列國防軍（IDF）的表現和結果。雖然以色列軍隊在戰爭中擊殺了約四百名真主黨戰士，但這場戰爭被視為以色列戰略和訓練的失敗。這次戰爭暴露了以色列軍隊的幾個主要問題，包括作戰單位的表現不佳、高級指揮的薄弱、指揮控制過程的問題，以及包括傳統價值觀在內的有問題的規範。退役將軍 Giora Eiland 指出，這次戰爭中的一個問題是高級軍官過分遵循參謀長的決定，而沒有在他們認為錯誤時與參謀長進行堅決的基於專業真理的爭論。

這次戰爭被認為是對以色列軍隊創新和進取精神的嚴重背離。 IDF 曾將重點轉移到追捕恐怖分子的突擊戰，但忽略了傳統戰爭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以色列對此的反應不是加強紀律，而是放鬆紀律，更努力地將權威和責任下放到較低層級，並鼓勵初級軍官挑戰他們的上級。這種激進的推動被視為恢復“核心價值觀”，而不是自由化它們。

對於像新加坡這樣試圖不僅模仿以色列的軍事結構，還試圖將以色列的創新精神注入其經濟的國家而言，這一切意味著什麼？新加坡與以色列在秩序和服從上有著戲劇性的不同。新加坡的禮貌、修剪整齊的草坪和一黨統治已經從其經濟中清除了流動性。而根據一些經濟學家的說法，流動性是在人們可以跨越界限、顛覆社會規範並在自由市場經濟中挑戰激進觀念以催化創新的環境中產生的。因此，流動性的最大障礙是秩序。一點混亂不僅是健康的，而且至關重要。

以色列創業家在獨特環境下取得成功，得益於穩定的民主制度和法治，以及一種非階層化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來自小社區、共同軍事服務、地理接近性和非正式性的交叉網絡對商業人士至關重要。空軍、步兵、情報和資訊科技等精英軍事單位，成為了無數以色列高科技初創公司的孵化基地。雖然其他國家也能孕育出新創企業，但以色列經濟從「大腦思維」和關鍵性的重新評估中受益良多，這些都建立在實驗而非標準化的原則上，這不僅對國家有重大影響，甚至影響到全球。

第三部 揭幕

第六章 成功的產業政策

以色列經濟成長的故事超越了國家特性、經過戰爭考驗的創業精神，或是地緣政治的偶然。政府政策的適應性，在以色列軍事和公民身上都有所體現，並經歷了許多命運的轉折。

以色列經濟歷史上有兩次重大飛躍，中間夾雜著停滯和高通脹。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加速國家增長、反轉增長，然後以政府意料之外的方式釋放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經濟大躍進發生在1948至1970年間，這期間人均GDP幾乎翻了四倍，人口增長了三倍，即使以色列參與了三次主要戰爭。第二次躍進從1990年至今，期間以色列從一個沉寂的邊陲地區變成了全球創新的領先中心。這兩次擴張采用了截然相反的手段：第一階段通過企業型政府主導小型、原始的私營部門實現，而第二階段則是通過由政府行動初步催化的蓬勃發展的企業型私營部門實現。

以色列第一階段經濟增長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建國前的十九世紀末。例如，在1880年代，一群猶太定居者試圖在他們剛剛建立的新城市佩塔赫·提克瓦（Petach Tikva）建立一個農業社區，這個城市距離現在的特拉維夫幾英里。起初住在帳篷裡的開拓者們聘請當地阿拉伯村民為他們建造泥磚小屋。然而，當下雨時，小屋漏水比帳篷更厲害，當河水漲過岸時，建築物融化了。一些定居者感染了瘧疾和痢疾。幾個冬天後，農夫們的積蓄耗盡了，他們無法通往道路，家庭瀕臨饑餓。

然而，1883年情況開始好轉。法國猶太銀行家和慈善家愛德蒙·德·羅斯柴爾德提供了急需的財政支持。一位農業專家建議定居者在河水溢出造成沼澤的地方種植桉樹；這些樹的根迅速把沼澤排乾。瘧疾發病率大幅下降，更多家庭來到這個不斷發展的社區居住。

從1920年代到這個十年的後期，巴勒斯坦猶太社區（Yishuv）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80%，在猶太人口增加一倍的情況下，國民生產增加了四倍。令人驚訝的是，在1931至1935年的全球大蕭條期間，巴勒斯坦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年均經濟增長分別為28%和14%。

像佩塔赫·提克瓦這樣的小社區本身永遠無法實現如此迅猛的增長。他們與新移民一起加入了這些小社區，不僅貢獻了他們的人數，還帶來了一種顛覆以慈善為基礎的經濟體系的開拓精神。

其中一位移民是一位20歲的律師大衛·格魯恩（David Gruen），他於1906年從波蘭旅行到此地。他抵達後，將自己的名字希伯來化為本-古里安，以紀念公元70年羅馬時期的一位猶太將軍，並迅速成為了猶太社區的無可爭議的領導者。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奧茲（Amos Oz）寫道：“在國家建立的初年，許多以色列人將他看作是摩西、華盛頓、加里波第和上帝全能的結合體。”

本-古里安還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國家企業家。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e Herzl）可能構想了猶太主權的願景，開始動員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圍繞一個浪漫的主權國家概念，但本-古里安組織了這一願景，將其從一個想法轉變為一個運轉中的民族國家。二戰後，溫斯頓·丘吉爾將美國將軍喬治·馬歇爾描述為同盟國的“勝利組織者”。用丘吉爾的話來說，本-古里安是“錫安主義的組織者”。或者用商業術語來說，本-古里安是真正建立國家的“運營人員”。

本-古里安在運營管理和後勤規劃方面面臨的挑戰極其複雜。考慮一個問題：如何吸納大批移民。從1930年代到大屠殺結束期間，當數百萬歐洲猶太人被運送到集中營時，一些人設法逃到巴勒斯坦。然而，其他逃脫的人被不同國家拒絕庇護，被迫隱藏起來，通常在可怕的條件下。1939年後，負責巴勒斯坦的英國政府實施了嚴格的移民限制，這被稱為“白皮書”。英國當局拒絕了大多數試圖在巴勒斯坦尋求避難的人。

本-古里安透過兩個看似矛盾的運動來應對二戰時期和以色列建國初期的挑戰。一方面，他鼓勵猶太人加入英軍的「猶太營」來對抗納粹，同時他創建了一個秘密機構，秘密運送猶太難民從歐洲到巴勒斯坦，違抗英國的移民政策。他同時與英軍在歐洲並肩作戰，並在巴勒斯坦對抗英國。

對於本-古里安的經濟觀點，有一個普遍的誤解：認為他是社會主義者，以色列一開始就是一個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他深受馬克思主義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影響，但本-古里安專注於建立國家，不論手段為何。他對驗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政策不感興趣，認為每個政策都應服務於建國目標。他是一位典型的「bitzu'ist」，一個意指實用主義者的希伯來語詞彙，但帶有更加積極的質量。本-古里安認為，集中定居計劃是保證以色列未來主權的唯一途徑。

然而，這種對發展的強烈關注也導致了政府非正式地干預經濟。在1960年代和70年代，擔任不同時期的財政部長和工業貿易部長的皮尼哈斯·薩皮爾（Pinchas Sapir）的管理方式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的管理風格如此微觀，以至於他為不同的工廠設立了不同的外匯匯率，並在一本小黑筆記本上記錄下每個匯率。

在以色列第一次經濟大躍進的中心是一個具有革命性和象徵意義的社會創新：基布茲。基布茲是一種農業定居點，致力於廢除私有財產和實現完全平等。雖然今天只有不到2%的以色列人口居住在基布茲，但他們卻生產了國家12%的出口。歷史學家稱基布茲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社運動”。在1944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國前四年，只有一萬六千人生活在基布茲。到了二十年後，基布茲居民增長到八萬人，生活在250個社區中，但仍只占以色列人口的4%。然而，到那時，基布茲已經為以色列議會提供了約15%的成員，以及更大比例的IDF軍官和飛行員。1967年六日戰爭中八百名陣亡的IDF士兵中，有四分之一是基布茲居民，是他們在普通人口中比例的六倍。

基布茲的概念最初可能讓人想起波西米亞文化，但早期的基布茲完全不是這樣。基布茲居民代表著堅韌和非正式，他們對極端平等的追求產生了一種禁慾主義。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阿伯拉罕·赫茨菲爾德，他是國家早期基布茲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他認為沖水馬桶是不可接受的奢侈品。即使在物資匱乏的1950年代以色列，沖水馬桶在大多數以色列定居點和城市都被視為一種常見必需品。有傳言說，當第一個馬桶在基布茲安裝時，赫茨菲爾德親自用斧頭將其摧毀。到了1960年代，即使是赫茨菲爾德也無法阻止進步，大多數基布茲都安裝了沖水馬桶。

基布茲既是高度集體化又是高度民主化的。從決定種植什麼作物到是否擁有電視，每一個自我治理的問題都會被無休止地討論。希蒙·佩雷斯告訴我們，「在基布茲，沒有警察，沒有法庭。當我是成員的時候，沒有私人金錢。在我來之前，甚至沒有私人郵件。郵件來了，每個人都可以閱讀。」

也許最有爭議的是兒童的集體養育方式。雖然各個基布茲的做法不同，但幾乎所有基布茲都有「兒童之家」，孩子們在那裡生活和被基布茲成員照顧。在大多數基布茲，孩子們每天會與父母相處幾個小時，但他們會與同齡人一起睡覺，而不是在父母的房子裡。

基布茲的興起部分是由於在以色列基布茲和大學中取得的農業和技術突破。從創始者時代的極端困難和不屈的意識形態，以及從耕種土地到尖端工業的轉變，可以在像哈澤里姆這樣的基布茲中看到。這個基布茲和其他十個孤立而微小的前哨基地於1946年10月的一個晚上成立，當時哈加納決定在南部內蓋夫沙漠的戰略要點建立存在。當天亮時，到達建立社區的五名女性和二十五名男性發現自己位於被荒野包圍的一個荒涼山頂上。遠處地平線上可以看到一棵相思樹。

直到一年後，他們才成功鋪設了一條六英寸的管道，從四十英里外的地區供水。在1948年獨立戰爭期間，這個基布茲受到攻擊，其供水被切斷。即使在戰爭結束後，土壤仍然如此鹹和難以耕種，以至於到了1959年，基布茲成員開始討論關閉哈澤里姆並搬到一個更適宜的地點。

但由於清楚地知道土壤鹽分問題不僅影響哈澤里姆，而且影響了內蓋夫的大部分土地，社區決定堅持下去。兩年後，哈澤里姆的基布茲居民設法沖洗土壤，使他們能夠開始種植作物。然而，這只是哈澤里姆為自己和國家實現突破的開始。

1965年，一位名叫西姆查·布拉斯的水利工程師帶著他想要商業化的發明想法來到哈澤里姆：滴灌。這是最終成為全球滴灌公司內塔菲姆的開始。

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主任、委內瑞拉前發展部長里卡多·豪斯曼教授，是國家經濟發展模式方面的世界著名專家。他告訴我們，所有國家都有問題和限制，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以色列將問題（例如缺水）轉化為資產（在這種情況下，通過成為沙漠農業、滴灌和海水淡化領域的領導者）。基布茲在這個過程的早期就處於前沿。基布茲面對的環境困難最終極為富有成效，就像以色列的安全威脅一樣。用於解決高技術軍事問題（包括語音識別、通信、光學、硬體、軟體等）的大量研發支出，幫助該國啟動、培訓並維持民用高科技行業。

以色列將其部分地區被沙漠占據的不利條件轉化為優勢。今天的以色列，大多數訪客可能會驚訝地發現，該國95％的地區被分為半乾旱、乾旱或極乾旱，這是根據年降雨量來量化的。實際上，在以色列成立時，內蓋夫沙漠幾乎已經蔓延到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之間的道路上。內蓋夫仍然是以色列最大的地區，但它的北部入侵已被扭轉，因為其北部現在覆蓋著農田和人工林。大部分這些成就是通過自哈澤里姆時代以來的創新水政策實現的。以色列現在在回收廢水方面領先世界；超過70％的水被回收，這是西班牙（排名第二的國家）的三倍。在內蓋夫沙漠的基布茲馬夏貝薩德走得更遠：基布茲居民找到了一種不僅一次，而是兩次使用被認為無用的水的方法。他們挖了一口深達十個足球場長的井——幾乎有半英里長——只發現水是溫暖且含鹽的。這看起來並不像是一個好發現，直到他們諮詢了附近本-古里安大學內蓋夫分校的塞繆爾·阿佩爾鮑姆教授。他意識到這水非常適合養殖溫水魚。

這段內容描述了以色列如何將其部分地區被沙漠占據的不利條件轉化為優勢。過去，以色列被旅行家如馬克·吐溫描述為大部分是荒蕪之地，但現在該國種植了約2.4億棵樹，其中許多是一棵一棵種植的。以色列全國各地都種植了森林，其中最大且最不可能的是亞提爾森林。這片森林僅靠雨水生存，儘管該地區每年只有280毫米的降雨量，研究發現森林中的樹木自然生長得比預期更快，並且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與溫帶氣候下的茂密森林相當。威茨曼科學研究所的科學家丹·亞基爾指出，這片森林不僅證明了樹木可以在大多數人會稱為沙漠的地區茂盛生長，而且種植森林在世界所有半乾旱地區的12％土地上，可以減少大氣中一吉噸的碳排放量，相當於約一千個500兆瓦煤電廠的年碳排放量。這一吉噸的碳還相當於科學家們認為穩定目前大氣中碳水平所需的七個“穩定楔塊”中的一個。

以色列的經濟歷史是兩次巨大飛躍的故事，中間夾雜著停滯和高通脹時期。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在加速國家增長、逆轉經濟衰退以及以政府從未預期的方式釋放增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1948年到1970年是第一次巨大飛躍期間，這段時間內人均GDP幾乎增長了四倍，人口也增長了三倍，儘管以色列在此期間參與了三次主要戰爭。第二次飛躍從1990年持續到今天，期間以色列從一個沉睡的邊緣地區轉變為全球創新的領先中心。這兩個時期的擴張是通過截然不同的方式實現的：第一個階段是通過創業政府主導的小型、原始私營部門實現的；第二個階段是通過一個蓬勃發展的創業私營部門實現的，這個部門最初是由政府行動所催化的。

以色列在其早期發展階段中，政府如何主動創建產業作為創業項目。雖然在當時以色列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牛奶和雞蛋仍然短缺，並且許多剛到達的難民生活在帳篷中，希蒙·佩雷斯和幫助走私飛機及武器到以色列的美國人阿爾·施瓦默一起構想創建以色列航空工業的想法仍然得到了實現。他們最初提出在1950年代創建航空工業的想法時，遭到了懷疑和嘲笑。然而，他們說服了大衛·本-古里安，開始修復二戰剩餘的飛機，從而創立了一家企業，後來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以色列航空工業公司。

在以色列經濟變得更為複雜之後，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開始出現問題。經濟學家雅基爾·普萊斯納認為，一旦政府對經濟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飽和之後，只有企業家能夠推動增長，因為只有他們能找到“相對優勢的利基”。1966年，隨著大多數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完成，以色列應該從中央發展轉向私營創業經濟，但這一轉變被六日戰爭所推遲。六日戰爭給以色列政府帶來了新的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導致了經濟“刺激”計劃的再次出現。

然而，以色列的經濟依賴於借來的時間。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並沒有帶來相同的經濟提振。以色列遭受重大傷亡和基礎設施損壞，被迫動員大量預備役部隊，使得大部分勞動力在長達六個月的時間裡被從經濟中撤出。這種大規模而長期的召集對經濟產生了震撼，使得公司甚至整個行業陷入癱瘓。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政府通過公共債務人為地支撐薪資，導致極高水平的公共債務。為了嘗試抵消不斷膨脹的債務，包括對資本投資的稅率在內的每一種稅率都被提高。

這是以色列經濟在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被經濟學家稱為“失落的十年”期間的狀態。當時的以色列雖然已不再像沙漠、沼澤和瘧疾一般荒蕪，但訪客可能會誤以為他們降落在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基礎設施陳舊，而以色列的大學和工程技術人才此時已相當先進。儘管如此，整個國家的基礎設施仍顯得過時。

1980年代初期以色列的經濟狀況和後來的變化。當時，以色列經歷了電話線路的緩慢分配和高額的海關稅，導致大多數進口品價格昂貴。街上的汽車大多是款式單一的，銀行系統和政府的財政規定已經過時。換美元只能在銀行進行，並且持有海外銀行賬戶是非法的。整體氛圍是陰沉的，特別是在1973年贖罪日戰爭後，以色列人感到安全、孤立和悲劇性錯誤的再次來臨。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因為對傷亡和基礎設施的損害。

以色列也遭受了高通貨膨脹的影響，從1971年的13%上升到1984年的445%。這部分是由於政府為應對通膨而採取的措施，例如將大部分經濟活動與消費者價格指數掛鉤，最終導致通膨螺旋式上升。

然而，到了1990年，以色列經濟開始了一個顯著的轉變。訪客抵達以色列時會發現其現代化程度遠超出他們的預期。無線網絡覆蓋廣泛，手機和電腦普及，街道上充滿了各種新款汽車。1990年代，以色列缺乏連鎖咖啡店、酒吧和國際零售店。現在，它擁有世界上人均擁有的麥當勞數量最多的國家之一。

這一轉變始於1990年，當時的經濟尚未能充分利用文化和軍事訓練培養出的創業才能。這一階段的變化包括1985年財政部長希蒙·佩雷斯領導的穩定計劃，該計劃大幅削減了公共債務，限制了支出，開始了私有化，並改革了政府在資本市場中的角色。但直到新的移民浪潮、新的戰爭和新的創業投資行業出現後，以色列的經濟才真正開始蓬勃發展。

第七章 移民

1984年，當時16歲的Shlomo Molla從衣索比亞的一個小村莊出發，步行前往以色列。他和他的朋友計劃從埃塞俄比亞經蘇丹、埃及穿越西奈沙漠，最終抵達以色列南部的大都市貝爾謝巴，然後繼續前往耶路撒冷。途中，他們遇到許多困難，包括被搶劫和在蘇丹邊界被捕。在蘇丹的Gedaref難民營中，他們被一位神秘的白人男子接觸，並被安排登上飛機前往以色列，這是以色列政府1984年秘密行動“摩西行動”(Operation Moses）的一部分，該行動將超過8000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空運至以色列。

Shlomo Molla最終成為以色列議會的民選成員，他是第二位當選此職位的埃塞俄比亞人。他回憶說，從埃塞俄比亞農村社區來到以色列，幾乎所有的埃塞俄比亞移民都不識字，生活方式與以色列截然不同。1991年，以色列又進行了“所羅門行動”，在36小時內空運14500名埃塞俄比亞猶太人至以色列。這些移民對以色列經濟構成了巨大負擔，許多成年人失業，大多數埃塞俄比亞以色列人依賴政府福利。

另一方面，同時期來自前蘇聯的移民對以色列經濟產生了正面影響。講述了谷歌創始人Sergey Brin和Larry Page訪問特拉維夫南部一所以色列高中的故事，該校大多數學生都是來自俄羅斯的猶太移民後代。該校曾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學校之一，但在俄羅斯猶太移民的影響下，現在在數學比賽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Natan Sharansky，一位著名的前蘇聯猶太移民，介紹了這所學校的歷史。他在蘇聯監獄中度過了14年，後來成為以色列的副總理。

1990年代初，當蘇聯崩潰後，約有八十萬蘇聯公民移民到以色列，對以色列經濟和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段文字提到了谷歌創始人Sergey Brin訪問特拉維夫的Shevach-Mofet學校，該校的學生主要是來自蘇聯的猶太移民後代。該校因重視科學和數學教育而聞名。此外，文章還提到了以色列的經濟奇蹟與移民有著密切的關聯，以色列的人口自1948年建國以來增長了近九倍，大量的外國出生公民對於國家的多元化和創新起到了關鍵作用。

文章還強調了以色列政府對於移民融合的積極政策，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20世紀初對於移民的限制性政策形成了對比。以色列的開放和積極吸收移民的策略，與西方國家在歷史上對移民的排斥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以色列建國後的移民政策和對新移民的積極融入策略。1948年5月14日，當英國的巴勒斯坦殖民統治結束時，以色列發布了建國宣言，強調解決猶太人無家可歸問題的緊迫性，並宣布以色列將向所有猶太移民敞開大門。1950年，以色列通過了《歸回法》，保證每位猶太人都有權移居以色列，並沒有設定數量限制。這一法律還將猶太人的身份定義為出生於猶太母親或已轉宗到猶太教的人，並向猶太人的非猶太配偶、子女、孫子女及其配偶授予公民資格。

以色列的公民身份對新移民來說在抵達當天就生效，不論其所說的語言，且沒有任何考試要求。以色列成為唯一一個在其創建文件中明確解決自由移民政策需求的國家。以色列的移民政策與美國等國的相比，更為開放和迅速。

文章提到了以色列政府對移民的吸引和鼓勵，例如秘密空運葉門猶太人（“魔毯行動”）和羅馬尼亞猶太人，以及從埃塞俄比亞空運猶太人（“摩西行動”和“所羅門行動”）。這些行動展示了以色列政府為促進移民而付出的努力。

以色列政府還通過設立專門部門來幫助移民融入社會，如提供免費的沉浸式希伯來語課程、幫助認可外國學歷、協助準備專業資格考試、以及運營創業中心來提供創業資本援助等。這些政策和措施的目的是促進新移民快速融入以色列社會和經濟。

以色列政府支持但由獨立以色列公民發起的移民融入計劃。以色列公民Asher Elias，其父母在1960年代從埃塞俄比亞移居以色列，比大規模的衣索比亞猶太人移民潮早了近二十年。Asher的姐姐Rina是第一位在以色列出生的衣索比亞裔以色列人。

完成了耶路撒冷管理學院的商業管理學位後，Elias在一家高科技公司擔任市場行銷工作，並在耶路撒冷的Selah大學學習軟件工程——他一直對電腦非常感興趣。但他感到震驚的是，在以色列的高科技行業中只找到四名衣索比亞人在工作。

Elias認為，衣索比亞裔以色列人沒有進入高科技行業的機會。由於在高中畢業考試中表現不佳，他們無法進入頂尖大學；而私立學院的學費又太昂貴。因此，Elias與一位美國軟件工程師在2003年共同創立了一個名為Tech Careers的非營利組織，旨在培訓衣索比亞裔以色列人進入高科技行業。

本-古里安（Ben-Gurion）在建國前後都將移民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之一。他認為需要幫助那些沒有安全庇護所的移民前往新興的猶太國家；同時，移民猶太人也是為了定居這片土地、參與以色列的戰爭，並為這個新生國家的經濟注入活力。這一觀點在今天仍被認為是正確的。